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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政治格局中，行台与朝廷的对峙态势越来越明显，矛盾越发尖锐。但是在其他方面，今年特别是下半年以来，双方在其他方面的交流反而变得频繁密切。
诸如大量关陇勋贵东迁，所涉众多资产变现，这根本不是民间商贾或者平民能够消化得了的庞大体量。所以行台便授意诸州县出面，官府出资直接回购这一部分资产，价格上当然是有所压制，但毕竟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快速变现的渠道。
也正因此，这些关陇勋贵们对于行台一系列的政令们并没有太强烈的抵触，趁着这个机会赶紧解套松绑前往神都，真要继续纠缠下去，可能就要鸡飞蛋打。
借着关陇勋贵们这一点私心作祟，行台许多令式实施也变得顺畅起来。许多明显违背朝廷利益的事情，竟然也波澜不惊的成为了事实。
比如说从去年便开始谋划的西康女国，便在十月里获得朝廷正式册授承认。由此可见，当一个政治群体罔顾其政治使命，私欲大于公义时，所害尤甚敌国。
如今这个西康女国，还仅仅只是行台有悖于朝廷令旨所作的一个边务构想。可在原本的历史上，中宗朝竟因一小部分人的私欲而直接将黄河九曲之地赐给吐蕃，以至于整个开元前期与吐蕃的对战中，都是围绕黄河九曲的归属而进行。
这一次关陇勋贵大量东迁，可以说是解冻了关内大批为私户侵占的社会资产，诸州县于恢复民生政治方面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官府有了大量的土地在手，再加上行台于法律层面承认亡户们自由民的身份，因此诸州亡户入籍事宜也都进展顺利。有的州县甚至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籍民数量便翻倍的激增。
不过关中长久以来作为统治中心，同时也面对一个土地过分开发的问题，单凭农业生产，是很难满足整个关中民政并军事所需。而且亡户入籍，也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关中宽乡、窄乡人地分配不合理的现状，反而因为籍户激增加剧了这一差距。
虽然从去年李潼归京开始实施开边政策，经过了一年多的发展，诸州开边户也达到了二十多万户，但相对于整个陕西道的籍户激增，这一点分流操作力度仍显不够。
人地分配的不合理，在京畿周边表现得尤为明显。长安城周边区域就这么大，但所生活的人口却占了整个关内三分之一还要多。所以一旦关中农事有什么歉收饥馑，在长安便体现的尤为明显，逐粮天子之名可不是虚得。
而且长安城人口构成，相当一部分人是不直接参与生产，要么是权贵，要么就是为权贵提供服务的奴婢。尽管大量关陇勋贵东迁，使得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这一现象仍然是存在的。
行台于诸州县授田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仍无阻大量人口向长安进行迁移，使得长安窄乡形势越发严峻。
这从统治角度而言，当然是好的，大量人口聚在畿内就近管制。五胡十六国时期，一些胡虏政权本身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地方管理，索性就将人口大量聚集在统治核心区域，从而维持其脆弱统治。
但从民生角度而言，这种现象显然是无益的，在以农耕为根本的古代社会，单位土地产出就这么多，一个区域人口聚集过多，势必会造成劳动力过剩。
有鉴于这种情况，行台所采取的策略就是以工代耕，建造大量官造工场，使生产方式更加多元化。军器监诸冶场就设置在了骊山附近，依傍黄河收聚四方物料兴作冶炼。
分散在长安城中百坊内的织场，也是行台的一个尝试。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手工作坊，尽量将长安城各种富余人力都给调动起来。
此前京中诸权贵人家被摊派的那些物料，就是这些工坊的产出。工场营建最初，工技、材料包括管理以及对市场的判估等方方面面，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头绪，自然是要先寻找一个稳定的客户群，长安城这些勋贵人家一个个养得白白胖胖，自然没有放过的道理。
到了今年，许多工场运作都已经上了轨道。虽然众多勋贵人家前往神都，使得这个消费市场大大缩减，但长安城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可以消化相当一部分产出。
而且，行台此前在青海方面对吐蕃取得战略性压制，陇右商路得以畅通无阻，也让行台的外贸环境一片大好。包括西康国的设立，也让行台多了一个贸易选择，以此作为一个倾销窗口，让吐蕃本国权贵们也得以享受大唐上层人物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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