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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王国维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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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之死

        少年时喜欢词曲,偶然得到几页残破的《人间词话》,竟爱不释手。从中,我知道了中国有个叫王国维的大学问家。

        《人间词话》里,尤其是其中“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对做大事、做学问总结之语,使我茅塞顿开,受用匪浅。

        诸位不要误会,我之受用,与成大事业、做学问无关。凡事举一反三,皆可触类旁通。那时,正值大饥荒三年,我用这三招弄吃的,解决饿肚子难题,很实用。

        我先在城郊附近四处观察,看什么地方有吃的,有能吃的,有能吃的而他人不敢吃的东西。此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然后我不怕山高水远,或取他人眼皮下熟视无睹之物,用于充饥。如桃树油,是雨后桃树枝干上凝结的一种胶状物,食之芬芳可口,而他人决然不敢食用。于是,我乐得独自受用。此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过程首先要受得苦中苦,其次是要冒中毒之危险,也叫实践出真知。由此两条,很自然地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美食却在,众人无视处。

        我不能不感激王国维,他这关于做大事、做学问三境界评说,使我在官灾人祸时没有饿死。

        后来,我终于弄到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人间词话》,而且是正宗且完好的一本。虽然此书在文革破四旧时被烧毁,但里面的营养已经滋润了我。

        自那时起,我才知道王国维之死,是于民国年间在北京投昆明湖自尽。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竟使一个大学问家走此绝路。他决然不是穷苦,为没吃的而死。他是个本分学者,也决然不是什么畏罪自杀。这个问题,困惑我多年。

        听人说,王国维当时也不是很富裕,苦于亲家罗振玉逼债,无奈而自尽。此说似乎还很有市场,对此,我一直怀疑。

        亲家逼债,且两个人都是国学大师、大学教授,何况,王国维还是罗振玉培植资助过的挚友和共同研究学问的伙伴,岂能因区区金钱债务将对方逼到死地?

        但心中对其死因,总是莫名,感觉应该有其他缘故。

        后来我搞基层文化工作,在众多报纸杂志信息侵蚀下,相信王国维是顽固保守派,他的死是殉国,即为清朝的亡国而投湖自尽。

        但我这个认识,被一乡村好友推翻。他是农村一位退休老教师,一次小聚,我们谈及王国维自杀一事,他说:“清朝在一九一一年就被推翻,他王国维在一九二七年才投湖,亡国十六七年后自杀,这也能叫殉国?”

        是啊,若是殉国,也太迟了点。

        现在我才知道,陈寅恪先生在一九五三年底有个《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就写道:“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

        陈先生斩钉截铁否定了以上两个原因。

        事实也是如此,民国推翻清朝,王国维并未殉国。他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罗振玉去日本。五年后回上海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一九二二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还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其间,一直未有殉国迹象。

        他究竟为什么要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走这条沉湖自尽绝路呢?而且,他当时才五十岁,正是做学问鼎盛时期。

        近几年,通过网络查阅一些资料,基本上找到了答案。王国维是惧怕暴力革命,痛惜当时的“农民革命运动”摧残文人、文化,为此而死。同时,他的死于与湖南农民革命运动处死叶德辉、王葆心等文化士绅有关联。

        王国维的死,在他人自然是意外,但在他自己,则是早有准备。

        王国维遗书中开宗明义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余略)”

        至此,我们可以断定,恐惧“世变”和“再辱”,是王国维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世变”和“再辱”,决然不是指清朝的灭亡。

        可是,王国维遗书中的这个“世变”和“再辱”,具体是指什么呢?

        笔者认为这个“世变”和“再辱”,是指当时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特别是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他恐惧北伐胜利后,南方革命一幕在北京重演,自己将会在世变中受辱。

        一九二七年是民国十六年,孙中山逝世不久,是多事之秋,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无论是,还是,对于发生在这一年的许多事件,都讳莫如深。或文过饰非,或避重就轻,或轻轻带过,都有过激与不当之处。两党对许多史实,皆羞于言说。

        当时北京北洋军政府,十几年换了十几个总统、总理。个个都是用枪杆子说话,拥兵自傲,实行没有皇帝的军人宪政。但他们打着中华民国的牌子,又漠视参政国民议会,拒绝民主共和。

        而南方孙中山建立的广州国民军政府,则分化为两个:一个是从广州迁都武汉的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一个是以率领北伐军北伐,暂住在南昌,后在南京建都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

        武汉汪精卫政府,以正统孙中山继承者自居,政府被中央控制,党令高于政令。汪精卫认为武汉已成全国革命中心,又有鼎力支持,理所当然代表中央和国民政府。

        而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在军事上取得很大胜利,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昌党部和国民政府,以军人为主体。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临时会议,擅改原先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决定,提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此一决定,违背当初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初衷,蒋汪矛盾,初现端倪。

        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因国共合作,已有一定实力。国民政府各部门,都有员担任的要职。效法苏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共产主义。搞武装革命,在全国举行暴动、起义,夺取政权。

        地方军阀则你夺我抢,各自为政,独霸一方。他们对国民政府采取有奶便是娘,没钱晾一旁的实用主义。东三省为张作霖地盘,任何人不得染指。外蒙为苏俄钳制独立,新疆、西藏为传统王室和奴隶主统治,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实则完全自治。

        日本外相币原当年公然宣称,中国尚无代表全国的政府,他不承认中国任何现政府,最能说明当时中国纷乱的局势。

        这年四月初,在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时,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发表《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将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甜蜜合作,卿卿我我。

        但汪精卫这个政治纲领,与蒋介石政治主张不符,二人裂痕渐大。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革命军通过战争,解决了大半个中国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此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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