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页
大焉。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位于广州市先烈路，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起义战役中牺牲的烈士而建的。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农历辛亥年3月29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广州举行起义。起义失败后，同盟会骨干会员牺牲百余人，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死收殓烈士遗骸七十二具，其中华侨二十九人，安葬于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黄花即菊花，象征节烈），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孙中山先生手书“浩气长存”四字镌于墓坊，七十二烈士陵墓位于岗顶，上有四柱方形钟顶碑亭，竖七十二烈士之墓石碑一方。纪功坊上半部以七十二块矩形石块，砌叠成金字塔形坊顶，顶上矗立一高举火炬的自由神像。造型别致，颇为壮观，坊额镌有章太炎所题篆文。坊后还立有详细纪录武装起义经过的石碑，南墓道为碑林，镌刻有自由魂、精神不死等碑文。
一九六一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坊，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也是广州供人们瞻仰的风景名胜。
林森先生在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同时，编纂了《黄花碧血集》，是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挽联专集。
先生亲题挽联，曰：拼一死求众生，遗恨在重泉，碧草当春犹怒发；创共和推专制，丰功镌华表，黄花无恙许长开。
语重情长，文采斐然。
二是林森先生负责筹建营造中山陵，费尽心力，胜迹千古不朽。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统一与建设。孙中山十二月三十一日，扶病入京，翌年三月十二日与世长辞，年六十，灵柩暂停香山北麓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内。
孙中山逝世四年后的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在南京，国民政府为孙中山举行了隆重的奉安大典，国葬孙中山于紫金山南麓。
早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孙中山逝世后，中央即推举林子超、于右任、宋子文、叶楚伧、林业明等十二人组成孙中山丧事筹委会，并负责筹建中山陵，由林子超担任陵园基金委员会主席。
墓地采用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自由钟形图案，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奠基动工，一九二九年春建成。
孙中山奉安大典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山陵早已成为南京著名景点。国民政府又将陵园万福寺改建为奉安纪念馆，所有奉安礼品均陈列于该馆，并在中山陵的周围建造各种纪念建筑。
藏经楼是这些主要纪念建筑之一。
孙中山先生安葬中山陵后，冯玉祥从河南嵩山运来一批优质石材，想在中山陵后山上建造一座纪念孙中山的纪念塔。这批石材运到南京后，冯玉祥和蒋介石闹矛盾，一气之下离开了南京，建造纪念塔的事就搁了下来。
到了一九三四年，在林子超倡议下，中国佛教会发起募建藏经楼，要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全文做成碑刻，放在藏经楼，以便永久保存流传。林子超此一倡议，得到南京佛教界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藏经楼于当年十一月发起募建的，次年十月竣工，包括主楼、碑廊和纪念广场三个部分。于是，冯玉祥丢下的这些石料派上了用场，被用作雕刻《三民主义》碑石。
《三民主义》碑文手稿书写工作，在林子超安排下，由当时国内十四位著名书法家张乃恭、陈天锡、连声海、李启琛、叶恭绰、郑洪年、陈仲经、蔡允、胡涤、彭醇士、王宜汉、李宣倜、王贤、邓散木分头书写。手稿均为正楷，共一百五十二页，每页宽九十厘米，高一百八十二厘米，各有风格。
真迹现藏南京市档案馆，是一份难得的历史文物。
为藏经楼《三民主义》碑刻书写碑文是当时的政界和书法界盛事，福州人陈天锡（曾任孙中山秘书、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长）、陈仲经（曾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秘书、国民政府考选部常务次长、考选部顾问）兄弟二人能同时参与此事，受此殊荣，实属不易。
沧海桑田，家国巨变，物换星移，时殊事易。
如今，不仅国家元首、大员，就是区区一基层领导，那个出来不是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哪一位不是家财万贯，财源不清？
虽然现在可以研究、谈论林森了。但林森以品行树立的平民元首形象，已经绝迹。
其实，外国挤公交的女王，站地铁的总理，逛超市的总统多的是。经常有一些政要大员，在街头小卖部、排挡吃饭，甚至接待外宾。他们已经习惯这种生活和工作环境。因此，平民元首在一些民主国家很普遍。
但我们的官员们大多生活在政治工作中，他们与日常生活脱节，过的是“政治生活”。职位越高，与外界社会的接触越少。官员们生活政治化，一切常人的生活乐趣和烦恼，他们都不能享受，不能理解。他们的起居有人服务，与正常人的生活越来越远。他们远离社会生活，对社会真实的感觉，只能来源于案头文件和下级汇报。而这些文件和汇报，投其所好、邀功钓利者多，直言敢言者少。官员们自己对社会、对百姓日常生活的了解，已经远远脱离现实。他们养尊处优，享受特权。对百姓疾苦，已无恻隐之心。甚至视民众为隐患，不惜血本千方百计要对其进行维稳。
笔者曾看见官员出巡有大量警车开道，一路绿灯的一幕。警车开道好理解，官民矛盾渐深，官员们怕发生“意外”。可是，一路绿灯让人无法理解：难道社会公共的规章制度，对你们官员就是一个“屁”！你就可以不屑一顾？
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失去了出现民主、平民官员的土壤和气候。
话说远了，拉回来。
位于福建省闽侯县尚干镇凤港村的林森故居，原址毁坏，一九九零年由林家族亲及里人筹资，依旧屋样式与规模重建。为单进砖木结构，面阔仅三间，砖墙瓦顶，前有一小天井院落与围墙，围墙中间是一个很小的门楼。
林森故居与普通民居无二，若不是门楼上有个很小的“林森故居”门匾，难以想象这就是国民政府主席的老家。
只见大门紧锁，门可罗雀。
笔者经过打听，在不远处找到看管房屋的林森族侄孙，一个五十多岁的忠厚木讷农民。他放下活计，为我们打开门锁。
三间房屋，处一张林森照片，一幅于右任先生的挽联，一件拟稿的“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中共中央唁电的放大复印件外，其他空无一物。
既无鲜花，也无香火。满目尘封，蛛丝高结。
院内有块石碑，上书一九八九年，林森故居被列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在林森像前留个影，在门口拍账照，向林森族侄孙称谢告别，匆匆离去。
呜呼！一位领导抗战的国家元首，一位老一辈民主革命家的故居，陈设竟寒酸至此，规格级别竟低下至此，这确实倒是很像林森先生的为人低调。
联想到文革中林森先生在重庆歌乐山的墓葬被毁，被焚尸扬灰，笔者感慨万端，酸酸莫名。
先贤林森，已故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子超先生，生平德政与高风亮节，已为世人所知。抚今追昔，不胜感叹，谨敬摘福州人陈天锡先生在一九六九年（民国五十八年）十月八十五岁时所作《故国民政府主席林公传》前数语恭颂：“民權初創，以匹夫而領袖議壇，國步多艱，起布衣而綱維政府，萬流景仰，四海謳歌。是皆具禀賦之特殊，故能得人天之感應。時代演進、樹立如斯，古所未有，今亦難逢，獨吾閩林公子超見之，猗歟盛哉。”
万语千言，不足以记。高山仰止，心香遥祭。
辛亥百年岁尾，成此文以记。